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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拥有如此强大的盛唐文明，怎么还会被游牧民族所灭呢？提出这个问题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种文明在最粗浅的层面上是无法与野蛮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会频频出现。遥远的唐朝有时可以在实力上帮点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经历着复杂的内部斗争，后来自己也灭亡了，怎么帮得上呢？因此，渤海国中主张接受盛唐文明的先进分子注定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而唐朝却又不会把他们看作自己人。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唐玄宗派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得把几个外交官处分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司马光说得很好，但这位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位叫做大门艺的弟弟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他为故乡都城的文明而奋斗，但故乡的都城却容不了他。后来，渤海国由于自身的改朝换代进一步走向了文明，但这样一来渤海国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单，走向脆弱，走向无援。

不错，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国首都城墙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强韧的心理规范和社会秩序，还不至于很快就退化，但野蛮者对此有自己的办法。契丹人占领渤海国首都之后，先是尽情地抢掠了一番，后来发现一座城市是一种无形的情绪的集中，一种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无声的砖石檐墙、大街通衢也会构成一种强大的故国之思和复仇意念，要去捕捉却又不知去向，以为没有了却又弥漫四周。契丹人恼怒了又胆怯了，胆怯与野蛮一结合总能做出世间第一等的大坏事，他们下令腾出首都，举国南迁，逃开这些街道和楼宇，拆散这些情绪和气氛，然后放一把大火把这座都城彻底烧毁。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像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无法猜度那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时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记得当地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石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黏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断裂。这场火看来实在是不小，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是烧沸了的，那么，远远滋润着它的无数水源也都会连带着燥热起来，在地下蒸腾。但是蒸腾也就蒸腾罢了，过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却，朔北的长风把最后一缕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点热量，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从渤海国南迁的人四处散落，几代之后，连一个渤海人的后裔也难于找到了。

我们仍然只能说，历史，曾经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做过一个有关城市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3

中国的其他城市，遭遇并不像渤海国的首都那样惨烈，但在社会心理气氛的处境上，又有相同之处。

《淮南子·原道训》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可见中国最早的城郭的建造主要是想达到“卫君”和“居人”这两项目的，因此随之具备了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多方面价值，乍一看是十分强大的。但是从更本质的层面上看，辽阔的华夏大地从根子上所浸润的是一种散落的农业文明，城市的出现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非农业社会运动，因此是这块土地的反叛物。这种本质对立，使城市命中注定会遇到很多麻烦。从一时一地看，城市远比农村优越；但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中国的农村要强大得多。

例如，城市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又必须吸纳大量的农产品。它离不开农村，而农村却又未必需要它。一座发育健全的都市需要有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它也就有了存在于世的充分理由，农村也离不开它了。但在中国古代城市里，手工业一直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即使有一点也与农村里的小作坊差不了多少，商业更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歧视，从商的赚了钱不干别的事，或者捐官，或者买地，仍然支付给官僚农业文明，而并不给商业本身带来多少积累。因此中国的城市可说是一种难以巍然自立的存在，很难对农村保持长久的优势。《红楼梦》中的农妇刘姥姥进几趟城，逛几趟大观园，歆羡万状，但贾府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宫廷赏赐，二是靠田庄奉献，而宫廷赏赐一项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主要还是靠田庄。让田庄支撑这么个大场面毕竟难乎其难，政治靠山一动摇只得全盘散架。城市里最富足、最有资历的府宅尚且如此，整个城市的脆弱性也可想而知。最后，连炙手可热的王熙凤的女儿，也只得靠乡下人刘姥姥来救助。

中国城市的寄生性从反面助长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城市本身的不健全，加上辽阔的农村对它的心理对抗，它也就变得更加没有自信。许多城里人都是从乡间来的，他们也对城市生态产生怀疑，有一种强烈的“客居”感，思想方式还是植根于农业文明。一个最浅近的例子，是直到今天小学语文课本里还可能收录着的宋代张俞的那首绝句：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照这首诗的逻辑，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曾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从前这首诗常被引伸为具有阶级反抗情绪，那是搞错了的，张俞本人也不会同意。有意思的是这首十分矫情的小诗竟然闹得一切受过初等教育的现代中国人都会背诵，诗中所传达的乡下人冷眼看城市的心态变成了中国的习惯心态。这些年来，我还经常听那些被家长打扮得完全达到国际大都市时髦水平的小孩，奶声奶气又强作悲愤状地背诵这首诗，心中就默默祈祷：什么时候，换一首吧！

连城市的普通生活形态也受到如此的抗拒和谴责，当然更谈不上对城市心理规则的弘扬了。中国历史上很难举得出一批真正的城市思想家。读古希腊、罗马文献，看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一开口就朗声朗气地呼唤：“雅典城的公民们！”“罗马城的公民们！”在中国古代就缺少这种呼唤声。第一个真正具备城市意识的思想家，我觉得是龚自珍，那就出现得太晚了，而且他也未能让自己的声音占领任何一座城市。

在农业社会里人们都归之于千篇一律的生产命题，因此虽然分散却思维同一；城市正相反，近在咫尺却生态各异，紧密汇集却纷纭多元。这种多元汇聚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需要，使城市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这种多元汇聚还会造成不同信息的快速沟通，使城市人成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选择机会繁多的一群；这种多元汇聚更形成一种价值比照，使城市人对生活的质量、人生的取向、社会的走势、政局的安危产生了一种远远高于农村流散状态的比较和判断。这样一来，城市人成了中国社会中十分违背传统教化原则的人文群落，无论是对农民还是对统治者来说，都觉得不好对付。城市意识，也几乎成了异端邪说，尤其是到了中国近代，列强的武力和国际文明同时进入沿海都市之后，城市意识里又自然而然地融化进国际价值坐标和现代商业原则，更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农业文明所难以容忍的了。两种文明的搏斗，从上世纪延续到本世纪，越演越烈。城市文明滋长得十分艰难又十分顽强，而农业文明的包围和反击则更加厉害。

现代中国城市经常领受到企图疏散城市元气的非城市化运动。或者按照农村的村落重新组织城市的居民社区，出现了大量“城市里的乡村”；或者让城市居民和工厂成批地下放到农村，把城市一点点剥蚀。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这种非城市化运动达到高潮。为了引导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曾经提出过“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包含着对城市生活的无知和蔑视，是一种把直接的农业生产看成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的小农观念在作祟。紧接着，就出现了驱赶所有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与知识分子支援边疆建设完全是两码事，在于它把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全部人生道路都划给了农村，因此也就否定了城市在知识层面上有延续和继承的必要性，进而否定了城市存在的必要性。当时，每一所中学的毕业生都要下乡，每一家的子女都要下乡，而且都是终身性的下乡，城里剩下的只是中老年和因病实在无法下乡的青年。要是这个运动不结束，而是真的成了当时所说的“基本国策”，那么不要很多年，一座座城市不再会存在任何有生力量。苦苦思念着乡间儿孙的老人一批批死去，城里还会留下什么人呢？街道还在，楼房还在，但已成了沙漠里搭建起来的那座“敦煌”，作为一座城市已不复存在。城市消亡了，消亡在现代，消亡在强悍的小农意识的侵凌中。这一运动使广大知识青年遭受的可怖悲剧现在已经人所共知，但更为可怖的悲剧却是它直接指向着城市的消亡。幸好这一运动只延续了十年，而新时期的一个突出标志恰恰正是各个城市的自我强固，同时又在中国广大农村中渐渐渗入某种城市生态和城市意识的元素，使城市的伟力有可能来滋润万里山川。城市，终究是中国现代化的据点。

也许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真的躲过了一场使无数城市陷于消亡的现代灾难。须知，这些灾难一旦构成，可能是中国本世纪以来最大的倒退。

但是我们又不能过于乐观。现代城市意识在中国的崛起和普及殊非易事，有许多方面我们还需要从启蒙开始。城市的一时繁荣并不等于城市秩序的形成，更不等于城市文明的建立。

城市文明以密集的人群为前提，因此必须呈现出一种立体构架，一层一层地分列出社会文化价值等级，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有秩序的操作。没有这个构架，人群的密集会产生反面效应，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事实。在乱哄哄的拥挤中，哪怕是一句没有来由的流言也会翻卷成一种情绪激潮，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近代以来，一切人为的大灾难几乎都产生于城市，便是这个道理。没有构架，那些搬弄是非、兴风作浪的好事之徒就会在人群中如鱼得水，而城市的优秀分子却会陷身于市井痞子、外来冒险家、赌徒暴发户的包围之中，无法展现自身优势，至于为数不多的可以作为城市灵魂的大智者则更会被一片市嚣所淹没。没有构架，他们是脆弱的；没有他们，城市是脆弱的。

不能设想，古希腊的雅典没有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没有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没有雨果。他们是城市的精神主宰，由他们伸发开去，一座城市的行为法则和思维默契井然有序，就像井然有序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排水系统。中国也拥有过高水平的思想文化大师，但他们为了逃避无秩序的拥挤，大多藏身于草堂、茅庵、精舍，大不了躲在深山里讲学，主持着岳麓书院或白鹿洞书院，与城市关系不大。这个传统，致使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法对城市文明作出高层面的把持和阐扬，而多数成功的艺术作品更是以农村或小镇为表现基点。

因此，突然热闹起来了的中国城市，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它们天生的脆弱性。因此，我们还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完成了对数千年的封建观念和小农意识的战胜。

城市，还有被消蚀的可能。

4

就我个人而言，有时也会被身边的烦嚣搅得头昏脑胀，很想躲开城市，进而对呼唤城市文明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尤其是不少西方城市人已经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我们是否一定要去钻进别人已想钻出的怪圈？

由此，我又想起了发现渤海国遗迹的清代流放者们。他们被城市放逐了，离别城市那天还涕泪交加，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大都市的废墟，他们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大多会从废墟中领悟城市里功名的无聊，从而获得平静和超越，减轻心头的苦痛。

记得离开渤海国废墟后我们去了不远处的镜泊湖。面对着镜泊湖宁谧的美景，我曾想：废墟傲视着一时功名的短暂，而镜泊湖则又进一步傲视着废墟的短暂。渤海国的废墟存在了一千多年，而镜泊湖至少已存在了一万多年。废墟是以往功业的遗留，镜泊湖完全离开了功业，因此也没有废墟，永远是一派青春、一派妩媚，妩媚了上万年也不见老，被它妩媚过的建功立业者都一一化作了尘土，而它还是妩媚着。像镜泊湖一样冷清和漠然，多好。

这么一想，我似乎获得了全然解脱，就像老庄哲学曾经给过我的，但很快我又感到了这种解脱的虚假性。有血有肉的人不可能真的把自己等同于万古湖山，事实上我就连在镜泊湖住上较长时间也会因寂寞、孤独而无法适应。我尽管喜欢安静、崇尚自然，却绝不会做隐士。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更渴望着无数生命散发出的蓬勃热能。与其长时间地遁迹山林，还不如承受熙熙攘攘的人群、匆匆忙忙的脚步，以及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无数面影。我绝不会皱着眉装出厌恶世人拥挤的表情来自命清雅，而只是一心企待着早晨出门，街市间一连几个不相识的人向我道一声“早”，然后让如潮的人流把我溶化。

说到底，我是一个世俗之人，我热爱城市。

我对城市的热爱，当然也包含着对它的邪恶的承认。城市的邪恶是一种经过集中、加温、发酵，然后又进行了一番装扮的邪恶，因而常常比山野乡村间的邪恶更让人反胃；但是，除非有外力的侵凌，城市的邪恶终究难于控制全局、笼罩街市，街市间顽强地铺展着最寻常的世俗生活。因此，我们即便无法消灭邪恶也能快步走过它，几步之外就是世俗人性的广阔绿洲。每天都这么走，走过邪恶，走向人性，走向人类的大拥挤和大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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