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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画（第2页）

树是公社下令砍的，据说是给新建的公社礼堂打排椅，也是为了破除枫鬼的迷信。当时谁都不愿意下锄，不愿意掌锯，没有办法，公社干部最后只得勒令一个受管制的地主来干，又加上两个困难户，许诺给他们免除十块钱的债，才迫使他们犹犹豫豫地动手。我后来在公社看见了那一排排新崭崭的枫木排椅，承受过党员会，计划生育会，管水或养猪的会等等，留下一些污污的脚印，还有聚餐留下的油汤。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附近的几十个村寨都开始流行一种瘙痒症，男男女女的患者见面时也总是欲哭欲笑地浑身乱抓，搅动过的衣袄糟糟不整，有的人忍不住背靠着墙角做上下或左右的运动，或者一边谈着县里来的指示一边把手伸到裤子里去。他们吃过郎中的药，都不见效。据说县里来的医疗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很觉得奇怪。

有一种流言，说这是发“枫癣”，就是马桥的枫鬼闹的——它们要乱掉人们一本正经的样子，报复砍伐它的凶手。

肯

“肯”是情愿动词，表示意愿，许可。比方“首肯”、“肯干”、“肯动脑筋”等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趋向。

马桥的人把“肯”字用得广泛得多，不但可用来描述人，描述动物，也可以用来描述其他的天下万物。

有这样一些例句：

*这块田肯长禾。

*真是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

*这条船肯走些。

*这天一个多月来不肯下雨。

*本义的锄头蛮不肯入土。

……

听到这些话，我不能不体会出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有意志的，是有生命的。田，柴，船，天，锄头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人一样，甚至应该有它们各自的姓名和故事。事实上，马桥的人特别习惯对它们讲话，哄劝或者咒骂，夸奖或者许诺，比如把犁头狠狠地骂一骂，它在地里就走得快多了。比如把柴刀放在酒坛口上用酒气熏一熏，它砍柴时烈劲就足多了。也许，如果不是屈从于一种外来的强加，不是科学的宣传，马桥的人不会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情感和思维的死物。

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一棵树死了，我们才有理由感到悲戚，甚至长久地怀念。在那些林木一片片倒下而没有悲戚的地方，树从来没有活过，从来都不过是冷冰冰的成本和资源。那里的人，不会这样来运用“肯”字。

小的时候，我也有过很多拟人化或者泛灵论的奇想。比如，我会把满树的鲜花看做树根的梦，把崎岖山路看做森林的阴谋，这当然是幼稚。在我变得强大以后，我会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或者说，因为我能用物理或化学的知识来解释鲜花和山路，我开始变得强大。问题在于，强者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么？在相当长的岁月里，男人比女人强大，男人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帝国比殖民地强大，帝国的思想是否就正确？如果在外星空间存在着一个比人类高级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生类，它们的思想是否就应该用来消灭和替代人类的思想？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能回答的问题，犹疑两难的问题。因为我既希望自己强大，也希望自己一次又一次回到弱小的童年，回到树根的梦和森林的阴谋。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

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

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若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湾，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大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

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账。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

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账，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了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的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沉在水底，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发现岸上还是空的。

官路

在我的稿纸上，“官路”这个词当然也要孕育出一条岩板小路，曲曲折折地痉挛着，扭动着，哆嗦着，从山外通向马桥——并不是每一条小路都叫官路的，因此我必须猜测出这样一个来历：以前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官了，就要骑着马回乡省亲，不能没有一条好路，因此当了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家乡修路，修官路。一般来说，官路都由罪人修筑。官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罚修十丈或二十丈不等。整条路既是富贵和殊荣的记录，也是由往日的罪行积累延伸而成。

马桥以前的官人和罪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年久失修，一些岩板已经破碎了，或者干脆没有了。剩下的断断续续，也沉陷在浮泥的包围之中，只冒出尚未没顶的部分，被过路人的赤脚踩踏得光溜溜的，像一段段冒着油汗的背脊，在我们脚下作永远的跪伏。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把这些背脊从泥土里挖掘出来，让背脊那一端的头颅抖落泥土，从漫长的黑暗里昂起来，向我睁开陌生的眼睛——他们是谁？

官路上的泥土开始有粪臭的时候，就是村寨快到了。那里有一树灿烂的桃花，迸发出哗啦啦的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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