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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忆欺骗我们或者记忆丧失（第3页）

5.当记忆背叛我们

我们突然想不起某个常用的词，我们一直认为正确的东西却被证明是错的……我们的记忆不总是完美的。那么，关于我们自己的经历呢？生动的细节能保证它们的真实性吗？我们能否相信自己的直觉？当把所有这些记忆都当真时，我们能否为自己的直觉而骄傲？

⊙如何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验证记忆是否忠实于现实，这并不容易。如果存在几种说法，在没有“客观”证据时，如何考虑到方方面面来下结论？然而，当不同的人（例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对同一事件（他们中的一个人童年时期突发的一件事）拥有相同的记忆时，难道不是这些年来达成的共识？许多轶事由于被多次复述会变得更美好，难道不是我们使它变得越来越远离真实？那么，是否存在一些判断依据来区分真实和虚假的记忆呢？

创造虚假的记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慢慢地读出下面的词让被测者记住。

过几分钟后，让被测者说出自己听到的词。有超过一半的人可能会给出与医学相关的其他词，比如“医生”，但是这个词却没出现在列表中。

⊙瞬间记忆

“当获知以下事件时，你正在做什么？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前披头士成员约翰·列侬被杀时、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时、戴安娜王妃发生车祸时、‘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精神心理分析家用来研究瞬间记忆的材料。一段带有强烈感情的鲜明而详细的记忆能持续多年，但却常常被错误地用来与瞬间成像相比较。通过公众对重大事件的描述，心理学家可以比较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的记忆。在事发后的不同时间段（事后1天或几年）进行调查，能够分离出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的特殊性：清晰度、细节的数量和类型、连贯性等。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

1986年，一个研究小组记录了在该事故发生时一群学生的活动。3年后，研究小组重新联系这些学生进行询问。结果，大约44%的人有所改动，有些人的说法变得简单，有一些人的说法则变得复杂。后来的描述变得丰富或与第一次描述截然相反的，是对自己的记忆极度自信的一类人，不管再过多久他们的描述都不再改变或添加。

确信与真实不一定一致

瞬间记忆鲜明而详细的特点与由此产生的确信，都无法确保其真实性。那么这种确信从哪来？主要是通过伴随记忆的鲜明感觉和精确细节来发挥效力。对真实事件的改变和附加仅仅是“善于讲故事的人”的装饰，有时候，新的元素在不为我们所知的情况下悄悄地潜入我们的记忆中。

⊙修改记忆

一般，瞬间记忆的真实性问题并不具有重要性。但是，如果在司法背景下判断记忆是否精确则是另一回事。打比方来说，被传唤来的目击证人在陈述事故时，其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

诱导效应

在一个实验中，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和约翰·帕默放映了7段关于交通事故的短片。在观看完短片后，他们让被测者描述观察到的场景，然后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汽车在相接触时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但这个问题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向所有人提出的，对不同的被测者“相接触”这个词可能用“相撞”、“相碰”等。结论验证了研究人员的假设，如果使用的是较强烈的词，得到的是一个较高的数字评估：使用较弱的词时估计的平均速度是50千米小时，当提到猛烈碰撞时估计的平均速度达到65千米小时。

错误信息效应

另一个实验中，在被测者观看一段交通事故短片后，分别给他们一份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书面报告。一半报告中存在部分错误信息，例如用“停车”指示牌代替了短片中的“让行”指示牌。然而，当研究人员询问被测者是看到“停车”指示牌还是“让行”指示牌时，15%～20%的人确定看到的是“停车”指示牌。

权威肯定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索尔·卡森设计了一个实验，被测者在一个实验助手的监督下用电脑输入一段话，事先，他们被警告不要触碰alt键，否则电脑可能会死机，并且资料将丢失。实验中，电脑突然死机，然后实验助手指责被测者触碰了alt键，刚开始被测者都否认。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按了那个键。在一半的情况下，实验助手假装看到被测者按了alt键；另一半的情况下，他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接着，实验人员制定了一份坦白书要求被测者签字，69%的人签了字，其中28%的人相信自己按了alt键。被实验助手指控并打字极快的被测者全部都签了字，并且65%的人承认是自己的错，甚至35%的人还创造了某些细节来确认自己的罪行！

⊙有争议的儿童记忆

常言道“童言无忌”。那么，儿童的记忆带来的又是什么？他们的记忆总是真实的吗？是否被“狡猾的”成人的意见影响了？

萨姆·斯通的故事

这是1995年做的一个实验，一群孩子事先听了许多关于一个名叫萨姆·斯通的陌生人的不良评论。之后，萨姆·斯通来到教室呆了几分钟，并和蔼可亲地与孩子们进行交谈。但当孩子们被问到萨姆·斯通是否会做出可能令人不快的事情时，比如撕书、弄脏毛绒小熊，在3～4岁的孩子中，5个中有一个肯定自己看到萨姆·斯通犯了错，而实际上他完全无罪。当研究人员提出倾向性的问题时，接近一半的孩子指控萨姆·斯通犯了错。而在年龄大些，约5～6岁的孩子中，6个孩子里只有1个提到“嫌疑人”可能会犯错。而且孩子们关于萨姆·斯通犯错过程的叙述颇为详细，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一样。

对错误的顺从

大量实验表明，学龄前儿童或更小的孩子更易受教唆。但由于成年人歪曲事实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许多案件都依靠儿童的证词。

坦率性的问题（发生了什么？）更有可能得到一个可靠的证词。相反，倾向性的问题（他是这么做的还是那么做的？）即使问好几次，还是会降低获得真实答案的可能性，就像孩子们面对强制性的选择时（白的还是黑的?）经常会回答“我不知道”一样。

然而，坦率性的问题被反复提出，就可能促使儿童认为自己的第一个答案不太正确，从而做些改变去顺从成年人的期许。事实上，无论是明确的还是含糊的威胁或承诺，儿童都格外敏感。

而且，实验结果表明，儿童不会像鹦鹉学舌那样单纯地复述，而是提供更富有想象力的证词，甚至可以骗过最有经验的专业人员。

毫无疑问，为了取悦成年人和获得成年人的信任，儿童的记忆在压力下会变得更为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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