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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第2页）

富勒认为“他的计算是非常优异的，可是他的冒险若遇到了一个能干的对手，则可能会一败涂地”。李曜觉得，未必尽然。实战中，法军的表现的确糟糕得令人吃惊，跟淮海战役中蒋军的指挥水平有得一拼，所谓“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但是看过毛奇战前的计划就知道，毛奇的计算，并不以敌人的无能为前提。他战前所假设的情形，比实战中发生的要严峻得多，比如他设想了奥军抢先分割攻击普军并直指柏林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发生。战争中意外情况永远会发生，但是在毛奇的体系下，大多数这些意外，是比设想的好而不是坏，况且他的“训令”领导方式还给当地指挥官的临场发挥留下了空间。

不过富勒毕竟是军事理论大家，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仍然是不朽的经典巨著。在后来评价德军总参谋部的另一杰作“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一方面他和其他很多评论家一样，认为若非小毛奇的失误，施利芬计划有成功的把握，另一方面，富勒又有如下中肯的论述：“施利芬计划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错误……它假设战争只限於法俄两国，那么……德军是可能把法国击碎……可是不管施利芬计划是如何的成功，……英国人仍然会继续打下去”。所以跟拿破仑时代一样，大陆上的德国人不可能战胜英国的海洋战略。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德国战略的根本弱点。应该说，这属於大战略，或说国家政治战略的范畴，单单德军总参谋部是无法控制的。

所以李曜一直认为，90年代之后的评论家，比二战以后不久的评家可能更加客观。毛奇与在他之前一些欧洲名将的风格大有不同，自毛奇之后，将领的培养和战争的进行方式，进入了真正的现代。

记得毛太祖说过，我们是通过战争学习战争，恰好毛奇半个多世纪之前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傻瓜才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习，我们要通过别人的经验学习战争。”

共和国的那批开国元勋，每一位都具有极为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现代欧美将领无法比拟的，但是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逼出来的，他们大多数当年根本没有接受完整军事教育的条件，除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平心而论，从别人的经验学习，要比从自己的经验学习，代价低得多，尤其在战争这个特殊的领域，有时候学费是负担不起的。实战经验当然宝贵，但是经过几十年和平岁月之后呢？当那一代人老去之后呢？个人经验毕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这些前辈个人的战争经验汇总起来，加以总结提高，还要吸取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更广泛的经验。

广义的总参谋部体制，包括知识的搜集和运用两个方面，而现代军队中，知识的搜集分给了军事学院和科学院，狭义的参谋部更多侧重知识的运用。

如今，军械监已成功扩大化，军事学院也已经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参谋（之前的领兵将领培训不是系统性的），此时此刻，还不建立总参谋部，那还是李曜“一环扣一环”的风格么？

而他此刻也看出张训的疑惑，只见他略微思索，便即释然，平静而饱含热情地道：“孤欲在此战之后上奏陛下，成立总参谋部，与凤阁鸾台并列。届时，孤将亲任我大唐……首任总参谋长！”

张训闻言，愕然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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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时代”，附文一篇，主要说毛奇的三场战争：

中国人概括历史，总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规律看来并不适合于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从来都没有统一过。仅就德意志诸邦而言，他们在痛苦的内乱和纷争中度过了一千年。因此当19世纪德意志终于圆了统一的千年之梦的时候，成就这个千年伟业的英雄，当然也就在欧洲史上占据一个极为荣耀的地位。奇怪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诗中的传奇英雄。

德国的毛奇元帅，比本系列所介绍前几位欧洲名将的传奇色彩要淡薄许多。他不属于那种在战场上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做出决定，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他在6年之内，无可争议地打赢了三场战争。由于他在军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麦的政治谋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统一了，并且成为欧洲最大的强权。仅仅在普法战争的十年之前，这对于整个欧洲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个亚历山大或凯撒式的伟大人物。他亲手打造了一个军事体系，就象一台精密而高效率的机器，然后依靠这台机器去赢得战争。这台机器，就是普鲁士的总参谋部。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打算全面介绍整个德意志统一的过程，而是集中叙述它的军事方面，追踪毛奇的三场战争。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亲，原本是丹麦陆军的军官。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标准译名的规则，可能应该译成莫尔特克，但是毛奇这个非常中文化的译法已经深入人心了。他在军事史上常常被称作老毛奇，因为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同名的侄子称为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第四任陆军总参谋长（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为马恩河战役失利被解职。

跟许多普鲁士的名门一样，毛奇这个家族，也是军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冯。克莱斯特那么著名罢了。毛奇的高祖父（爷爷的爷爷），曾经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吕岑会战。毛奇的父亲，曾经在腓特烈大帝军中当中尉，爱上一位汉堡银行家的女儿，因为未来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军队的低级军官，所以1796年从军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吕卑克定居下来。后来因为经商务农均失败，不得不再次从军，加入丹麦军队当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于吕卑克，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期间，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中大败普鲁士军队，把普军将领布吕歇尔（后来滑铁卢战役跟惠灵顿合作最终击败拿破仑的那个）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在吕卑克投降。毛奇当时6岁，还住在吕卑克。后来全家移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为母亲家族的关系，与丹麦上流社会交往密切。11岁毛奇入读哥本哈根军校，毕业以后加入丹麦陆军。毛奇有语言天赋，他懂7国语言，其中德文和丹麦文算是母语，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后来还因为工作需要陆续学会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为了将来晋升的前途，毛奇从丹麦陆军辞职，转入规模更大也更精锐的普鲁士陆军。毛奇曾经在普鲁士战争学院深造，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少将。1828年，毛奇进入普鲁士总参谋部作见习军官，在地图测绘部呆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为总参谋部军官。当时的总参谋部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总参谋部来自军需部，但是军需部只是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而已，职能和地位根本不同。当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陆军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欧洲近代化军队的鼻祖，在瑞典陆军中有专设的军需部，后来欧洲列强纷纷效仿。法国名将杜伦尼，当年刚出道的时候，就作过瓦勒泰公爵元帅的军需总监。在勃兰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设立了军需部的机构。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总参谋部里实际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都叫军需总监，鲁登道夫、曼施泰因、还有保卢斯，都做过这个职位。

现代的总参谋部体制，最初的创意，是拿破仑战争之前和之中的普鲁士上校马森巴赫（massenbach），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计划的机构，并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参谋部最初的实践，是拿破仑的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那时，参谋长主要负责战时军需供应和为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计划行军道路等辅助工作。普鲁士的现代意义参谋部，是拿破仑战争后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军参谋部的形式建立起来的。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基本和平岁月（只有几次不大的战争），唯有善于思考的普鲁士人把总参谋部这个机制继承下来，并加以不断完善。在30岁的毛奇加入的时代，普鲁士总参谋部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力和地位，它的性质，也就是一个研究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公司和事业单位的“调研室”，作为“调研室主任”的总参谋长，仅相当于师长阶级。不算各军各师的参谋军官，柏林的参谋本部，在总参谋长米夫林以下，仅有30人（mufflin中将，1821年接任，后来成为元帅，1829年以后由克劳泽内克krausenek中将接任）。

那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干些什么呢？参谋部基本按照战区分组，但是按照职能来说，最重要的是测绘组。所有的参谋军官都要在测绘组干几年。在那个时代，三角测绘法刚刚应用于地图测绘，精确的地图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在毛奇的时代之前，地图上两点的距离，只是凭人们旅行时间来大致估算，有时候与实际地形的差别大得离奇：在当时的地图上，俄国南部高加索山脉的主峰，标高是80公里，就是有8万米高！当时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重要职责，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确完整的地图。

第二个最重要的职能是研究军史，参谋部专门负责研究当代和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教训，总结战争的规律。德意志是一个产生思想家的民族，当时总参谋部的研究风气很盛，青年军官都有很多论文和专著出版，优秀的参谋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历史学者。毛奇在作低级军官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来很有名的土耳其战争史，并且翻阅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的衰亡”。因为研究的水平高，几乎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在战争学院兼职教课。

但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不是培养学究的地方。参谋军官每年进行至少两次野外长途旅行，测绘地形和进行假想的战斗，有时是访问古战场，探讨过去战例的各种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战役）。另外，每年普鲁士秋操大演习，在国王面前，出动两个军，各自扮演一方进行演习，演习的预想和裁判，都由参谋部来做。

另外，总参谋部虽然也负责军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职责。比军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国情报，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种情况，制定针对各国的战争计划。现代各国军队广泛运用的兵棋推演（图上作业、沙盘演习），就是普鲁士发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确确就是两名普鲁士参谋军官闲遐之余发明的战争游戏。总参谋长米夫林看到以后非常赞赏，正式向全军大加推广。对战争中各种可能性加以详细分析和预测，然后制定各种应对措施，这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对现代军事最大的贡献。但是当时，战争计划功能还没有制图和军史研究那么高的地位，真正强调计划功能，是毛奇当上总参谋长以后的事情。因为总参谋部是收集知识（地形测绘、军史研究、情报搜集）、运用知识（战争计划）的中心，换句话说，是知识的垄断者，“知识就是力量”，这就为毛奇时代，总参谋部成为普鲁士军队的指挥核心打下了基础。但是当时，总参谋部也就是一个调研机构，没有军令权，对普鲁士战争部长负责，也没有出席内阁会议，晋见国王的权力。

从1832年到1857年，毛奇当了25年参谋军官，唯一的指挥职务，是1835年夏季当过几个月的驻柏林“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连长。连长，这是毛奇指挥普鲁士全军之前，所担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挥职务。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参与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统治者阿里的战争，见证土军nazib战役大败。回国以后，被普鲁士国王授予荣誉勋章pourlemerite。1842年，42岁的毛奇与17岁的marie结婚，marie其实是他姐姐的继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时间里，毛奇担任过普鲁士陆军第4军和第8军的参谋和参谋长，中间还为王室的几位亲王当过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没有儿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为王储，这就是后来统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儿子腓特烈亲王的副官和军事教师，大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太子少保之类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亲王出任摄政王，正式处理国家事务，同时普鲁士总参谋长reyher将军病逝，威廉任命57岁的毛奇少将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在1857年毛奇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师级职务，不参与中央决策，直接上司是战争部长，而不是国王本人。毛奇前面两任总参谋长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将军军衔（三星），而毛奇是少将，没有担任过高级指挥职务，普鲁士陆军中不仅8位军长，而且连所有18位师长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却是当时普鲁士军队中最有头脑的人，他与那些老派的贵族精英军官不同，他受过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而那个时代欧洲的风气，也是理性主义的：十九世纪的人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就连纯艺术领域的绘画，也出现过以光学原理解构光与影的“点彩画派”。那个大时代，也的确是新科学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时代。毛奇在那个时代，是个相当新派的人物。他敏锐地追踪后膛步枪和后膛装药的线膛炮这些新式武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电报、铁路这些新生事物在军事上的应用。毛奇明白，过去依靠统帅在战场上即兴作出性命攸关的决策，这种战争方式已经落伍了，在一个工业时代，指挥官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来打一场仗，也要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所以战争不能是即兴的，必须是理性的。战争可以事先规划，而且必须事先规划。作为总参谋长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计划战争上面。他的部下针对各个假想敌，设想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力量对比和战场形势，针对每一种形势，都制定出制胜的计划。这是现代参谋部工作的样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军事机器，而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当中，普军统一了命令文书的用语和格式，要求简短、明确，每一段落写什么都有明确要求。在军事学院和演习场所，毛奇把总参所制定的战役计划和指导思想，反复灌输给普鲁士全军军官。这样，在战场上，普军军官和将领所遵循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共通的，对战役目标也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在战场上，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情况，战场指挥官可以发挥主动性临机处置，而他们所受训练的一致性，保证指挥官之间能够相互沟通相互配合。这不仅是一架高效的机器，而且是一架自动化程度很高，容错性极强的机器。

在人事上，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军官优先获得提升的传统，也是毛奇最初向国王争取来的，为的是吸引最优秀的军官加入总参谋部。毕竟作为职业军人，大家都渴望荣誉，谁都愿意当骑兵、炮兵，当军事主官，没有优惠条件吸引，谁愿意当参谋呢？

毛奇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之前的7年总参谋长任期中，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战争动员计划。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普丹战争，普鲁士50年没有打大仗，在这段时间里，普遍兵役制在各国普及，一旦发生全面战争，要把几十万兵力征召入伍，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军需给养，还要把集结起来的部队投入前线，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而且这个动员过程不仅不能出错，还要尽快。能在最短时间里完成动员，就意味着在战争初期享有绝对的兵力优势。普鲁士其实在1850年进行过一次总动员，那次动员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军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集丅合地点，部队找不到给养。毛奇任内，参谋本部专门建立了一个铁路协调组，负责制定铁路输送计划。要知道，针对不同假想敌，各个部队动员集结的地点、行进路线，方案都是不同的。要把每一个方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这是多大的工作量。计划完成以后，每年普鲁士的秋操大演习，都要试验计划中的几个部分，甚至整军整师地用铁路运兵，检验系统的能力，发现问题再作调整。

1859年，毛奇密切监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在意大利战场的作战。那次战争奥地利战败，意大利终於统一。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毛奇一样密切追踪战争的进程，开始研究这场战争。有的书说毛奇对由业余军人打的这场美国内战大为轻蔑，曾经评论说“那是两帮武装的匪徒在大陆上互相追逐。”其实这是一个传说而已，没有任何权威的历史著作指证毛奇说过这句话。职业军人对业余军人的轻蔑，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内战是历史上第一次由武装了弹仓式步枪和后装线膛炮的大众军队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已经50年没有打仗的普鲁士，正在渴望了解这些新式武器会如何影响战争模式，怎么会放弃研究这场战争呢？事实上，毛奇很快派遣参谋军官到双方军队中搜集资料，情报搜集大纲是他亲自起草的，毛奇最感兴趣的重点，是“新式火炮炮弹的杀伤力数据，尤其是对泥土、生铁、铸铁不同界面的影响”。除了这些纯技术情报，美国内战给毛奇最大的启示是两点：第一是北军从北弗吉尼亚正面战场快速用火车运送兵员增援密西西比河战场，从而能够发起查塔努加战役。这一实践，证实了毛奇自己一直在计划的，利用火车机动大规模部队的可行性。第二是昌斯勒维尔、葛底斯堡几大战役证明，由於武器的发展，正面强攻敌军设防阵地会遭到不可忍受的损失。这些事丄件都发生在1966年对奥地利战争之前，毛奇很好地吸收了经验。他总结并灌输给整个普军的原则“分散前进，集中作战”，“战略上采取攻势，逼使敌人在战术上不得不对你的防御体系进攻”，都被普鲁士和美国内战的经验所证实。所以迟至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还在203高地对坚固设防的俄军阵地发动代价高昂的自杀冲锋，你不能不震惊于俄日两军战争理论和实践的落后。

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驾崩，摄政王威廉正式登基，1962年9月，国王陛下任命俾斯麦出任首相。10天之后，俾斯麦正式要求毛奇的参谋本部着手研究对丹麦战争的可能性。

年已64岁接近退休年龄的毛奇，终於等来了自己的第一场战争，而他的第一个对手，竟是自己的第二祖国丹麦。毛奇本人曾经是丹麦军官，他的父亲当年以丹麦陆军中将身份退役。

战争的直接起因是这样的：1848年之后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无子（frederick，其实跟腓特烈是同一个词，遵从习惯各普鲁士国王用腓特烈，其他场合都用标准译名）。丹麦王位可以传给女儿，但是丹麦国王还兼任德意志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andholstein）两邦元首。按照法律这两个邦不能由女性继承。丹麦曾想干脆吞并两州，遭到德意志诸邦反对，几乎引起战争。1863年，弗雷德里克病死，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向丹麦开战，争夺两邦。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以及丹麦本土的大部份，都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上，这是一个南北向的半岛，南边跟大陆相连，由南向北，依次是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然后是丹麦本土。在石勒苏益格南方靠近荷尔斯泰因边界的地方，半岛中部构筑了一条“丹麦防线”（danewerk），正面向南，但是防线东西两端没有达到半岛的两个海岸。从丹麦防线再向北，东海岸有杜普尔（duppel）要塞，在杜普尔外海隔着一道海峡，有阿尔森岛（alsen），驻扎大量丹麦军坚固设防。丹麦总司令麦扎将军（christianjuliusdemetz）的基本打算是，凭借防线和要塞节节抵抗，缓慢向半岛纵深的丹麦本土撤退，同时以舰队炮击和阿尔森等岛屿驻军威胁敌人后方侧翼，直到英法俄等各国列强出面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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