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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章（第1页）

梁开平二年（908，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当无可疑。不过，由于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许出师”云云，疑是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仍然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

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后，八年阿保机对异己势力进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机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称帝建元。对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当然与内乱平定有关。不过，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可能也是因为912年以来朱梁李晋相持不下，中原局势异常混乱，让阿保机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那么在阿保机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称帝建元，是在统治者称号和政权纪年方式这样关键性的礼仪方面模仿汉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称帝，亦不建元。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这是在礼仪和统治者继承人的制度性安排两方面采用汉制。此后辽太祖又有进一步的措施。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会要》，“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契丹与事者有耶律突吕不及鲁不古，据《辽史》其本传，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论证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同样表明阿保机汉化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册三年五月，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值得注意的是，孔庙列在了佛寺和道观之前。神册四年，阿保机“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这就说明，神册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义宗倍传》记载了这份诏书背后的决策过程：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所谓“佛非中国教”，正毫无保留地说明阿保机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册四年，他亲自去孔庙祭奠，同样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论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机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汉式国家。与此同时，契丹权力中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韩延徽、康默记与韩知古为首的汉人幕僚群体，而且阿保机重用的契丹贵族中也多有汉化颇深者。那么，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国的疆域是否应当包括中原呢？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阿保机称帝后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

神册元年前，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攻破汉地城邑后随即退走。但神册元年，契丹对汉地政策则有一个重大转变。《辽史·太祖纪上》载：

（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

这是史料中契丹改变其掳掠政策，试图占领统制汉地的最早记载。同样能说明阿保机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吴越二使前夸耀自己成就的举动。据《太祖纪上》，神册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远来贺”，“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我们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后阿保机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个年头。此时后梁大将杨师厚已殁，梁军在与晋军的交锋中连战连败，军事形势非常不利。郎公远此来，可能系梁末帝主动拉拢契丹，试图建立针对李晋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称承唐之正朔、阿保机曾求封册的梁之来使，在契丹攻破之蔚州“环城观之”，让人可以揣摩到阿保机的不臣之心。

但神册元年攻下山北诸州后，契丹并未能据守。翌年又围幽州，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攻坚战，在李存勖的援军到来后幽州围解。因此，神册初年阿保机在汉地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太祖将视线投向了辽东地区，开始重点经营辽阳。神册三年十二月，阿保机“幸辽阳故城”。神册四年二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同年五月，阿保机“至自东平郡”。在半年时间内，他至少两度来到辽东，说明了对这一地区的重视。无风以为，阿保机对辽东的经营是其在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不顺利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但同样意味着他对农耕地区的重视，也应当在汉化的大背景下考虑。

阿保机针对中原的另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发生于神册六年至天赞元年（922）间。其时镇州张文礼和定州王处直受到河东李存勖的军事威胁，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机南下之初，进展顺利，攻破涿州，挺进定州，这时李存勖已亲率大军赶至，双方在定州附近大战。李存勖一度被围，形势十分危急，最终血战突围，契丹军遂退。这次南侵也以失败告终。

定州之败给了阿保机一个很深的教训，让他冷静下来，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虑之后，他转变主攻方向，在天赞三年（924）六月乙酉下诏，将大契丹国的短期发展战略概括为“两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当日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赞四年十二月，他再度亲征，兵锋指向了渤海。

为了保证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机假意与后唐修好。《五代会要》载同光三年（925，辽天赞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来贡方物”。天显元年渤海定后，阿保机“以平渤海遣使报唐”。而后唐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后“遣姚坤以国哀告”。

史籍中详细记录了姚坤与阿保机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阿保机之政治雄心意义重大。《旧五代史》载：

阿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凶问至矣。河北总管令公……今已顺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侧……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坤曰：“应天顺人，不同匹夫之义，只如天皇王初领国事，岂是强取之耶！”阿保机因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掣，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彼此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三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汝汉界。”又问：“汉家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收下东西两川……”阿保机忻然曰：“闻西川有剑阁，兵马从何过得？”……阿保机善汉语，谓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这一记载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阿保机对中原政局乃至山川形势的了解和关注。姚坤此行系为庄宗告哀，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说明阿保机对汉地局势的了解绝非局限于中原王朝之来使，很可能他有意识散布耳目，收罗信息。更有甚者，他很关心后唐灭前蜀这样与契丹并无直接关联的大事，甚至还知道剑阁之险。很显然，他对中原的关注绝非一个甘于偏处一隅、目光短浅的“蛮”族所能有。相反，所谓“欲自往洛阳”，又谓明宗继位“当合取我商量”，阿保机在对话中处处表现出欲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得知庄宗被弑后，“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谓“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说明阿保机在心目中并不以北族君主自居，而是以中原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此时渤海已平，太祖要后唐要求幽州，表明他的下一目标即是南下中原。虽然阿保机表示他非欲直接统治汉地，而是准备通过汉人实行间接管理（“令汉儿把捉”），但这很可能系其诡诈之辞，一方面是为缘饰自己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笼络手下的汉人将领。同样的事情在太宗朝也发生过，太宗曾分别许立赵延寿及杜重威为帝，但灭晋后并没有实践诺言。

阿保机与姚坤的对话表明，灭渤海后阿保机已决意南下，其最终目标是问鼎中原。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太祖志在中原。上面已经提到，阿保机崛起的时代，不仅中原板荡，漠北也不存在统一强大的的游牧政权。也就是说，在契丹建国初，摆在太祖面前，有两条发展道路可供选择，要么南下中原，要么进据漠北。但阿保机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后者。天赞三年平定漠北，是在南下受挫后采取的策略，而且只是为了保证他日南下后方的安全，平定后太祖也没有留下戍守的部队。按《辽史·萧韩家奴传》，韩家奴在回顾立国以来契丹的西北政策时说：“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可见当时阿保机完全没有考虑继承回鹘汗国，以漠北为大契丹国的中心。在漠北与中原这两个选项面前，阿保机为其大契丹国所设定的发展方向显然是后者。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据《辽史·太祖·淳钦皇后传》，太祖应天后三世祖系回鹘人。这似乎暗示契丹可能与回鹘存在传承关系。但是，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契丹承袭了回鹘的制度。不仅如此，《皇子表》“迭剌（阿保机之弟）”条曰：“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迎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所谓“无能通其语者”，当然包括应天一族，可见这一家回鹘后人早已数典忘祖，完全契丹化了。

总之，通过对阿保机称帝后所为所言的分析，说明阿保机在建立大契丹国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原王朝为样板，他所设想的大契丹国的版图，也应当包括中原。而漠北草原腹地，在其心目中并不占特殊位置。几经挫折后，阿保机选择了先平定后方、再图南下的策略。可惜的是，他在征服渤海后暴卒，此志终成未竟之业。

如果说阿保机有野心将中原纳入版图，那么他对如何统治中原是否有过一定的（当然是粗线条的）构想呢？由于他在征服渤海后即辞世，关于这一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但无风认为，阿保机对继承人的选择，会是理解他的政治意图的关键。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继承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出他对大契丹国未来的设想。

太祖在世时所立的皇太子是长子耶律倍，但最终继位的并不是耶律倍，而是其次子德光。有学者怀疑，德光取代太子是太祖本人的意愿。此说的立论基础主要有四。其一，《辽史·耶律屋质传》谓太祖遗旨立太宗。不过，细绎传文，我们会发现，所谓“太祖遗旨”实属子虚乌有。《屋质传》载辽世宗即位后，不为太祖应天后及其少子李胡所认可，双方兵戎相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屋质挺身而出，充当调停者。文曰：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乃遣屋质授书于帝。……（屋质）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屋质正色曰：“……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屋质是太后信任的人，而为世宗所敌视。这可以得到其他记载的佐证。《耶律海思传》云：“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屋质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汝见屋质勿惧！’”又《萧翰传》谓“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后宣称德光继位是太祖遗愿时，却“正色”驳斥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而太后也就没有再坚持。这说明，“太祖遗旨”纯属子虚乌有，可能系太后一时起意，信口雌黄，这在时人眼中不值一哂。另据《太宗纪上》，德光继位前，“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德光）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义宗倍传》的记载更为明确，曰：“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所谓“让位”，实属无奈。但如果太祖真有遗诏传位德光的话，太后又何必逼迫人皇王假惺惺地让位，费心导演这一出掩人耳目的闹剧呢？

德光为太祖属意说的证据之二，是《李胡传》中阿保机对诸子的这样一段评价：

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

姚从吾据此以为巧不及成，说明阿保机属意次子。但邱靖嘉对此作出过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从文意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巧不及成的结论。太宗虽“先至”，但“不择而取”，在太祖的心目中不见得胜过虽“后至”但办事周全的人皇王。

太祖弃倍说的第三条证据与“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关。据《太祖纪下》，天赞元年皇子德光出任此职。蔡美彪认为此乃皇储专职。“天下兵马大元帅”第一次出现在辽朝史料中即是此处，德光系其首任。无风认为，此职可能确为德光而设，但这并不能证明此职设立初即为皇储尊号。蔡文所提出的支持该职为皇储封号的证据都来自于德光之后，无风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之所以变成皇位继承人的专利，可能正是因为太宗是从这一位置登上宝座。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帅后，虽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统军出征，但其在中央决策中的作用依旧。据《太祖纪下》，天赞三年，太祖在宣布大举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权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书，特意提到“宪章斯在，胤嗣何忧？”这句话恐怕针对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当时确有反对耶律倍的声音，但太祖亲自现身说法，表达了对太子的支持。而且，在宣布西征的同时，耶律倍受命监国，这更表明了太祖对其绝对信任。太子虽未参与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划者，并于天显元年随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余城后，直趋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围攻忽汉城时，他更是直接领导了这次军事行动。这说明在德光任大元帅后，太子仍然在辽权力中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相反，我们还没有发现太祖在位期间德光参与中央决策的记载。

德光为太祖所立说的第四条证据来自《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文曰：“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所谓“太宗必兴我家”，仅见于此，从上文分析来看，并非没有可能为太后所捏造。比如，《李胡传》谓“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而从上引太祖对诸子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李胡。因此，解读这段史料的关键是澄清阿保机为何以耶律倍主东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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