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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1页）

“不要紧，上校，”迪安说，“就让他们叫名字吧，现在再呆几分钟也没什么关系。”

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只须看看迪安就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他解释了审讯如何持续到9月2日的。到那时，共产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供词。他接着说贝却敌和温宁顿就写了认罪书。“他们把认罪书拿来，强迫我们抄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了，在共产党的社会中，那些认罪书是互相吻合的。到那时，共产党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资料，便能够使认罪书相互联系起来。认罪书的实质内容是相当荒谬的，任何一个小孩，只要具备起码的智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认罪书的。”他和其他人使用的是那些已经阵亡的军官的名字，或是使用很多年前便已从军队退役的军官的名字。“情况就是如此。共产党将认罪书买过去，他们以为认罪书都是好的资料。”

比奇发现很难给这些归来的战俘下结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会屈服认罪吗？我又没有身临其境，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无论调查的结果怎么样，那些认罪的战俘从此就永远不会是职业军人了”。“这便是所有事情中最伤心的了。”

同一天早上，有人告诉一个经历了许多次残酷审讯仍拒绝服罪的战俘说，他可以在开城搭乘卡车。兰克福特，那个意志坚定的英国海军军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兴奋的心都想跳出来了。但是，卡车并没有往南方行驶，而是向开城郊外一座大楼驶去。他们这一群战俘被带到一个佛教寺庙里。兰克福特完全绝望了。难道就因为他拒绝认罪，便会在最后一刻失去自由吗？

黎明时刻，一位中国军人拿着一张纸来了。他们要被分成两组，移交给联合国军。那个中国军人念完第一组战俘的名单，其中并没有兰克福特。他环顾四周，数了一下还剩7个战俘。两个小时过去了，又来了一辆卡车。他真的要乘这辆卡车离开，还是又要失望一次？“我看着卡车，卡车的发动机在空转着，我心里还指望着、盘算着，如果最后还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等到别的战俘都上了车之后，猛冲到驾驶室，逃走。”

那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叫了5个战俘的名字。接着便停下来了。兰克福特和一个名叫科斯特洛的陆军中尉焦虑地等着念他们的名字。中国军人平静地望着他们，最后他说道：“英国海军上尉兰克福特，英国海军……英国陆军中尉科斯特洛。”两人跳上卡车，他们很快来到一个桥边，“桥的一端站着一个中国士兵，另一端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军警。军警在挥手表示欢迎时，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大笑着。我怀疑在回答他时，我是否也笑了，我想我只是直直地盯着他。”

他们朝桥的另一端走去，过了桥，就看到一色彩明艳的拱形门，上面写着：“欢迎回归自由”几个大字。

北上的男女战俘们也在讲述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没有吃过饱饭，妇女们遭到韩国士兵的虐待和强奸。一些美国士兵出同样很残忍。一个名叫金永珠的姑娘讲述了美国士兵是如何强迫一群女战俘呆在一间大屋里，剥光她们的衣服。然后将一些赤身裸体的北朝鲜战俘推进屋内。一个美国士兵高喊着：“我们听说你们共产党人喜欢跳舞，来，就在这儿跳吧。”他们把刺刀和左轮手枪对着男女战俘们。战俘开始跳舞。喝得醉熏熏的美国军官叼着雪茄烟，大笑着，用火烧女战俘们的乳房，接着施行兽欲。

一个大学生说道；“在士兵的淫威之下，没有人会得到安全。他们甚至还强奸了一个14岁的姑娘，她本是一个仆人，却被他们当成战俘抓了起来。”在仁川的集中营，两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不断地被拿着刺刀的士兵拉走。婴儿的嘴被用东西塞住，两个母亲则被拉到美国士兵的军营里轮奸了。”

9月6日，也就是交换战俘的“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天，绑架杜德行动的组织者朴相显最终乘着一辆救护车来了。当车门打开时，人们看到的是他的憔悴的脸，蜷缩的身体，他不再像个人了。“我只想光荣地死去，”当他被轻轻地搀扶到接待帐篷时，他这样大叫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想做的一切就是挣扎到最后。”有人问他杜德事件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回答说：“你知道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二十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这样惨无人道的美国人。”他讲述了强行甄别、各种严刑拷打和屠杀，以及他被捕后受到的不间断的审讯。他被单独关在一个牢房里，受到酷刑和饥饿的折磨，一直到那天早晨。

6

前一天，哈里斯上尉和他机组的五个成员被带到离开城很近的一个帐篷里，然后听了一份分别用朝鲜语和英语宣读的文件，文件宣称哈里斯和B－29轰炸机成员被带往北部，在沈阳接受了有关生物战罪行的审讯，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已自愿认罪。

哈里斯大叫起来：“这全是撒谎！”他要求把他的名字从认罪战犯的名单上划掉。当遭到中国人回绝时，哈里斯上尉声言他将拒绝接受遣返。他对抗中朝两方面的审讯已经一年多了，到现在也不会屈服。

6日早晨，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受命要准备离开这里。这位固执的上尉端坐在帐篷前一动也不动地抽着烟。当一位翻译问他为什么不准备行装时，他回答说：“我坚决反对在恶意诽谤的情况下遣返。”他的五位机组成员被送进一辆卡车，卡车向板门店驶去。五位机组成员向哈里斯挥手告别。哈里斯也向他们挥着手，但他还是端坐在地上吸烟没有站起来。

一小时之后，翻译和三个士兵试图把哈里斯抬进一辆卡车，但没有成功。翻译于是又乘坐一辆载着更多士兵的卡车返了回来。他们围着哈里斯，但哈里斯还是不愿意离去，除非他得到一份英文文件，表明那段叙述哈里斯承认其他美国空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文字被勾掉。　6名士兵围着愤慨的哈里斯上尉。哈里斯最终被强行带到了自由村。虽然，他的双手戴着镣铐，他还是争辩不已。他是最后一位获得自由的美国人，也是共产党为最终摆脱他而感到由衷高兴的一个人。

这场不是战争而称为“警察行动”的战争结束了，朝鲜最终获得了“和平”，尽管这种和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约两百万名中国人、北朝鲜人、南朝鲜人、美国人以及其他联合国军的士兵们战死在战场上。两百多万名朝鲜平民死于交战双方的炮火和暴行中。美丽的岛屿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幸存下来的人们在吊唁死者的同时，试图在这片余烟未散，还散发着死人恶臭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生活。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地点是在三八线上，三年之后，战争结束于几乎同一个地点。当北朝鲜战俘踏上故土时，他们为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屠杀下幸存下来而欢欣鼓舞；南朝鲜的战俘们则是带着低落的情绪回到他们的故土，尽管有强大的美国的支持，他们为这场毫无决定性成果的内战的结束而伤感。金日成本人是很高兴的，尽管战争结束时的状况和开始时的状况没有任何差别，李承晚则万分沮丧，因为他的宏伟计划，即把朝鲜统一为一个共和国，实质上为他的共和国的伟大计划付诸东流了。

朝鲜战争的特殊性质促成了南朝鲜人、美国人、北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一系列暴行。东、西方之间的殊死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很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可能引发朝鲜和中国的内战。历史表明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莫过于这种同胞相煎的战争了。不过，暴行也培育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反抗压迫的崇高的不懈的斗争精神，例如克罗斯比神父和泽勒斯牧师表现出来的无私的精神，共产党战俘在巨济岛表现出永不屈降的精神，西奥多·哈里斯这样的联合国军战俘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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