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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权：您诗中用了“洗耳”的典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是说古代的尧在他的衰老之年不想再统治天下了，要把自己的权位禅让给许由，没想到许由不仅不想掌权，而且根本不想听让他做官的话，认为是最坏的话，听到后还到水边去洗耳朵。

李昂：……

李权：今天我们的皇上年富力强，还远没有衰老到退位的年岁，而且皇上好像也没有把皇位让给主考大人的意思，您洗耳朵干什么呢？

听了李权这番话，李昂身为主考官却惶骇万状，一下子软了下来。

是啊，考官也是文人，而且又比较有名，文章流播世间，考生为揣摩他们的好恶又曾仔细研读过，要在他们的文词中找一点岔子是再容易不过的。岔子的入口点总是典故，而终点总是政治。当你一旦成了考官，你曾经引为自豪的全部学问背后，可能都掩藏着一个个陷阱。

从以上所述考官们可被攻击的三个方面，我们大体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在主持者和操作者一面所遇到的一系列巨大麻烦。以前我们更多地关注考生们的悲哀，结果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一群邪恶而又愚蠢的考官大臣在胡闹。这种误解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科举制度的痼疾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历朝主持者不好罢了。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一旦停留在科举考试主持者们身上，发现他们如何处在一种极其脆弱又难于被人信任的困境中，而这种困境的造成基本上又不是因为他们个人品格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憬悟：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行为。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千年的需要，又是一种千年的无奈。抓住它，满手芒刺；丢弃它，步履艰难。

七

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

其实这也是一个千余年伤透了脑筋的老问题，历来很多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而唇枪舌剑，激烈争论。考试主持者们也曾做过一系列试验。一次次地改革考试内容，力图使它更符合选拔管理人才这一根本目的。我在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反复读到，考试中究竟是侧重诗文经典，还是侧重联系社会实际的时务策，是人们讨论的一个难点。在唐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十分重视时务策的，例如元结任州试考官时曾出过这样几个试题：

一、你认为应该如何消解当前的强藩割据？

二、你认为应该如何使官吏清廉，断绝他们的侥幸所得？

三、你认为应该如何使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耕种？

四、你知道粟帛估钱的情况吗？

在大诗人杜甫出的试卷中，有“华阴的漕渠如何开筑为宜”、“兵卒如何轮休”等题目。白居易则问考生“如何改进各级官员的薪俸制度”、“如何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农贫商富的问题”等等，都非常切于实用。

这些试题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不错，但我们也不能褒奖过甚。沉溺于诗赋考试固然太局限、太没有现实意义了，但是能对身边的现实问题发表一点议论的也未必是人才，因为议论和操作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在考试中讨论身边的具体问题，阅卷的困难很大，考官自己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很容易成为一种取舍标准，从而对看法与考官相左的考生带来不公正。与诗赋考试相比，时务策的考试当然不大会重视考生整体文化素养方面的水准，答题成败的偶然性更大。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大学者倒并不倾心于这方面的改革，他们觉得科举考试也就这么回事了，靠几道试题来断定什么样的考试有用，什么样的考试无用，未免显得武断。苏东坡说：

自文章而言，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策论、诗赋均为无用。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科取士，不过如此而已。

“均为无用”、“不过如此而已”，真是大家口吻。柳宗元说得更透彻，他认为试题的变来变去并不会改变取士的方向，不要企望试题出现了什么方面的内容就会选拔到什么方面的人才。考生总是那些读书人，朝廷侧重考什么内容，他们就作什么方面的准备，好像很对应，却未必是人才。关键是要找到真正的人才。

苏东坡和柳宗元的看法高人一筹，但作为稀世人才他们对人才的要求与科举考试想选拔的人才有较大的距离。就一般人才的选拔而言，考试内容还是很重要的。一定的试题定向标志着国家对人才的需要重点，也会对全国应试者的自我塑造起一个引导作用。可惜自宋代至明清，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不明确，只靠着一种历史惯性消极地维持着科举，为了堵塞种种堵不胜堵的漏洞，考试规则越来越严格；为了符合上下古今多方位的意识形态要求，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终于，出现了八股文。

用八股文取士，不仅内容限定、格式限定，而且许多联接虚词也是限定的，这至少对考官阅卷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使各种不同的考生纳入了一种相同话题和固定格式下的充分可比性。我们前面说过，考试不比创作，不能离开了可比性规范任意发挥，就是要看考生在不自由的程序中如何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美国的“托福”考试也是一种“八股”。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全国士子为通过这项考试一年又一年地钻研八股文的写法，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废物。对此，清代医学家徐灵胎随手写的一首道情表达得很清楚（文中“时文”即指八股文）：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整个九州大地都是这个景象，几乎一切稍稍有点文化良知的人都已看不下去。事情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国际社会的参照系生愣愣地出现在中国文人前面，无情的多方位对比强烈到让人眩晕。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科举制度不就是要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这副模样？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或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十九世纪晚期的世界已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现在已经不必说了，真正值得关注的倒是当时仍在科举制度控制下的中国。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享有社会特权的科举考试参加者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还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四书五经仍考，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而转弯的指挥者自己又极不情愿，结果怪事连连。据说为了迎合要考中外政治历史的旨意，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因为粗粗地知道他与中国项羽一样是一位以失败而告终的勇猛战将，便出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什么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当我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这位考生敢于做这篇文章倒也真有一点“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的气概，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喊声鼎沸中，科举终于废除。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废除了科举制度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我们记得，科举制度在它产生之初首先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而不是教学制度，它在教学上的恶果只是它后期发展的副产品。副产品的恶果被阻遏了，而千余年前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宏伟初衷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去替代。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身，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

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

八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一种没有结论的回顾，没有终点的叙述，走笔至此，满心怅然。

眼前突然浮现一个舞台场面，依稀是马科导演、陈亚先编剧的《曹操和杨修》。曹操新当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一个年轻的差役，像更夫一样满街敲锣，敲一下喊一声：“招贤啰！哐！……招贤啰！哐！……”曹操的时代还没有科举，但那几下锣声足可概括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戏一场场演下去，招来的人才卷入了纷争的漩涡，困顿、后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场幕间，招贤的锣依然在敲，一声比一声怪异，一声比一声凄凉。记得最后一场，年轻的差役早已须发皓然，步履蹒跚，锣破了，嗓子哑了，但那声音分明还在一声声传来：“招贤啰！哐！……招贤啰！哐！……”

那个场面好像下了雪吧？积雪的土地仍然埋藏着对人才的渴望吧？打锣老人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排过去，凛冽的寒风卷走了锣声和喊声。这一出中国政治的幕间戏演得好长，最后是悲剧是滑稽很难分辨。应该剧终了，我们站起身回头再看一眼，然后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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