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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部分（第1页）

国的过去突然的断裂，而这番经历将严重地损害到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把石油价格的上涨与牛肉价格的上涨相提并论”

理查德。尼克松想设法恢复那种信心。在＊月初一次讨论能源问题的内阁会议上，一位内阁成员建议关掉公共建筑物上的灯光。这位注重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总统指出：“可是你得要雇用更多的警察。”尼克松心里所想还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方面。1973年11月7　日，他向惊恐不安的国家发表有关能源问题的总统重要演说。他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市民们应调低他们的温度调节器和实行合伙用车。他将要求主管部门放宽环境标准的规定，暂停公用事业由燃煤转向燃油，并成立能源勘探和发展局。他要求进行一项巨大的全国性计划——能源自立计划。他说，“让我们以阿波罗精神和曼哈顿计划的决心把它确定为我们国家的目标，到七十年代终了时，我们的能力将发展到足以满足我们自己的能源需要，而不需依赖任何外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要求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尼克松表达得还很不充分。这一计划在技术上需要有很多新的发展，要有大量的钱，而且要在环境论的新路上作一个急遽的转向。他的僚属告诉他，到1980年做到能源自立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并建议他不要宣布这一目标，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尼克松拒绝了僚属的意见。因为能源问题当前不仅是一场危机，而且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尼克松解除了原来总揽能源大权的约翰。洛夫的职务，他的任期在石油禁运前就已满期，代之以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尼克松向内阁宣布西蒙的新职务时，他将之与第三帝国的军火巨头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地位相比拟。尼克松解释说，假如不给予斯佩尔对德国政治机构的最后发言权，德国可能早就被打败了。这一比拟使西蒙感到有点狼狈，但是，尼克松还继续说，西蒙将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破碎的、有争论的华盛顿，肯定不会有这种权威的。这位新的能源巨头发现自己被卷进了国会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没完没了的意见听取会，几乎不得停息。有一次，他接到国会通知，匆忙离开正在进行的会谈，赶去参加这样的意见听取会，并又很快赶回来以便结束和两位副州长的谈话。当他坐进汽车时，脑袋撞破了头皮。虽然西蒙的创口需要缝针，但委员会主席不愿推迟意见听取会。这样，这位能源巨头接受询问整整坐了五个小时，他头上的创口沁着鲜血。在汽油长蛇队存在的几个月里，情绪是那样的紧张，甚至西蒙的妻子也放弃使用任何记有他丈夫名字的赊账卡。

能源局抵制了不断要求实行汽油配给的呼声。最后，因鼓噪得越来越响，尼克松下令印制了配给券以备使用。他说，“这些配给券可能得暂时保藏起来。”尽管他的政府在继续制订政策和方案，但尼克松本人在对危机作出反应时需要深思熟虑。他的助手之一罗伊。阿什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要非常谨慎。阿什说，“我要极力劝告，在下个月或以后两个月，不能让基于目前石油的实际紧缺情况造成的压力受到赶时髦和时事刊物歇斯底里的严重干扰，导致产生不必要的、甚至结果相反的能源政策。我怀疑，在几个月以后，我们再来回顾能源危机，可能会有点像我们今日估量牛肉价格问题那样，是政府要不断考虑的一个日常问题，而不是一场总统的危机。”在这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写了两条批语：“完全正确，很有意义。”但是，对公众来说，在汽油价格上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牛肉的价格问题。作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看来将处于危险之中了。

这要责怪谁呢？许多人认为，石油工业界要对石油禁运、短缺和价格上涨负责。在石油公司本身以外，尼克松政府成了怨恨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在12月初，舆论分析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为提请总统注意，交给黑格将军一份备忘录。这是他应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请求，针对公众刚出现的恐慌征兆而写的。扬克洛维奇说明，人们“愈来愈害怕国家的能源已经消耗殆尽。再加有许多情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公众的不稳定心态，这里混杂着误传的消息、不信任、混乱和害怕”。而那些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包括水门事件，对石油工业界的不信任（认为它们在利用汽油短缺为借口，不正当地提高石油价格），对工商业的信心普遍下降，以及认为尼克松政府“太倾向于大企业的利益”。扬克洛维奇又说，水门事件“使公众对国家现状的情绪普遍低落”，作为一项直接的结果，公众对国家情况表示满意的民意调查，已从1973年5　月的62％直线跌落到1973年12月底的27％。

显然，对削弱了的政府来说，由于水门事件，它更有必要去做出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事来。但是，尼克松主宰的白宫为设法解决石油危机每迈出一步，丑闻就跟踪而来，不仅引使公众，而且引使政策制订者不断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国务院燃料能源局主任史蒂文。博斯沃斯回忆说，“由于水门事件，存在着普遍瘫痪的感觉。国会被水门事件迷住了，行政部门不能摆脱水门事件的困扰，而白宫则进行自卫。在部门之间，对任何问题都很难作出政治上的决策。除基辛格以外，华盛顿就不存在真正的决策机构。”

正如基辛格常说的，“水门事件就像一只九头蛇那样的妖怪。”看来，他是唯一能排除这只“妖怪”干扰的人。他努力坚持外交政策，包括涉及石油问题的外交政策，使之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但是国内的能源政策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1973年11月，白宫一位官员就事先安排要发表的一项政府有关能源问题决定的通告与黑格发生争议。“我完全理解宣布能源的决定是想把星期一变成一个充满令人忧虑的新闻的一天，借此来转移向西里卡法官转交录音带的问题，”他说，他指的是尼克松秘密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磁带移交给一位联邦法官的事。“不管怎样，我们若是认为能采取某种行动来掩藏这一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几个星期以后，白宫顾问罗伊。阿什补充说，有关总统对能源问题任何决定的消息，不论在哪一天发表，都不会得到报纸的突出报道，他说，“或许没有任何新闻能盖过水门事件。‘它接近尼克松的人看来，总统总是在寻找一些政治上的”惊人事件“，包括石油和中东问题在内，以设法转移国家死死盯住水门事件和揭露丑闻新材料的注意力。假如这是他的策略的话，那他是失败了。

有难同当，有苦并尝

全世界都在激动、愤怒和猜疑的情况下，石油供应的不足量又如何在各国之间分派呢？由政府还是石油公司来分派？有几家石油公司已预告石油供应的不稳定状况。对美国石油公司来说，尤其对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人来说，它们的主要问题是阿以争端。只要美国扔掉以色列的包袱，或者大大限制对它的支持，那么一切都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按照这一构想，以色列人一般是不肯让步的，阿拉伯人则不会是这样。对欧洲石油公司来说，问题又完全不同：紧张的供需平衡关系已从它内在的本质上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靠。由于工业世界过份依赖于地球上这一反复无常的地区，使它极易遭受打击。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放慢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同时要重视采取保障能源供应的措施。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一直在向政府领导人送发秘密的“粉红色报告书”，警告说在石油供应上存在着危险的不正常情况，随之而来可能会出现“对石油的疯狂争夺”。壳牌公司不同于美国公司的做法，它一直在活动争取在政府间缔结一个在发生危机时分摊石油供应的协议，而且实际上它的计划小组已经开始就这一制度如何实施的问题在草拟协议的纲要。

在1973年10月以前，西方国家的政府就如1956年和1967年时候所作的那样，也曾共同讨论过一项分摊计划。然而，各国政府都坚持制度要适合自己国家的需要和地位，而且，在危机实际还未发生以前，争论的问题太复杂了，在利害关系和承担的风险上很难达成协议，缺乏足够的推动力，再加这种协调关系与美国的政治可能会有扯不尽皮的争论，因此很难进行协议的准备工作。到1973年6　月，工业国家终于同意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工作小组来研究和评价各种选择方案”。这就是危机发生前它们获得的进展情况。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各种情况都不能确定，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都各自专为自己打算，并且阿拉伯人狡猾地意图离间西方的盟国关系，因此不可能很快建立起那种分摊供应的制度。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之间是有紧急分摊石油供应的协议的，但从来没有实行过。而且，削减石油产量的主要目标毕竟是针对美国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把欧洲国家分为从“禁运对象”到“最优惠国家”的不同类别。这一做法在打击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实行分摊协议的行动能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国政府可能会援用1950年制订的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规定实行反垄断免税，以便在指明的危机期间使各公司能联合提供物资供应和信息资料。追溯到朝鲜战争和1951一1953年伊朗实行国有化＿政策时，惯常都是利用这一法案来改变危机的程度。然而，在现时实施这一法案可能会火上加油，阻碍石油公司使用以小保大的方法度过危机的能力，并使美国不仅与阿拉伯人，而且与西方盟国间的冲突更加鲜明和困难。再者，在发生水门事件的时候，若想乞助于这一法案，将会引起种种猜疑和对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串通一气进行喧嚷的批评；尼克松根本不能依靠用国家利益的牌子来解决危机。

余下应付危机的唯一选择，只有让石油公司，首先是大石油公司去解决。在此以前，石油公司曾对它们在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所起的缓冲作用引以自豪。壳牌石油公司的戴维。巴伦曾称这一作用为“薄薄的润滑油”。但是，时下当石油的润滑作用被突然除去，要在供应紧张之时做这样的缓冲器，将要承受多么痛苦的摩擦。

一方面是阿拉伯政府强烈又严厉的压力。威胁是不含糊的，石油公司可能失去在中东的全部地位。当沙特阿拉伯在10月18日命令第一次削减10％的产量时，阿美石油公司立即执行了命令。但它削减的仅仅是作为外加的一点额外产量。它是一家在有些人认为是美国在海外投资的一颗最重要的宝石，能不惜任何代价设法在实际上避免执行反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美国公司今后也会逐渐出现不协调和不惬意的看法的。但它有什么选择呢？与被国有化或被捧走的结局相比，采取合作态度，把石油尽可能多地售往世界市场，难道不更好一些吗？“其他选择只有一个：根本不把石油装运出去，”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乔治。凯勒后来说，“显然，从美国的最大利益考虑，宁愿把每日五百万桶、六百万桶或七百万桶石油售往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而不要削减这份产量。”

但是，在另一方面，石油消费国家的政府全都在寻求公众需要的石油，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恰巧就是美国。它不仅是国际七家大石油公司中五家石油公司的本国政府，而且是当前整个石油行动的首要目标。石油公司知道，它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受到本国政府的详细检查和事后的评价。它们既不想失去市场，又不想被关在外面，也不想惹起消费者和它们政府的调查和报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有难同当，有苦共尝”。即石油公司通过销售全世界的阿拉伯石油和非阿拉伯石油，设法从总供应量中把减产的同一百分比数分摊给所有各国。关于在石油禁运期间如何组织石油分摊的问题，在1967年伴随战争发生的石油禁运时期，它们已取得了一些经验。但在1973年，规模和风险则要比1967年大得多。作为按比例分摊的基础，它们或者采用1973年头九个月的实际消费量为依据，或者按最近时期预估的需求计划量为依据。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决策人指出，“当政府还未就其他任何抉择办法集体达成协议前，有难同当的做法只是起到防御作用的行动方针。”接着，他又说，对公司来说，“看来，这是避免招致自己毁灭的唯一道路。”其他任何道路，对国际石油公司来说都是自取灭亡。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有难同当的原则得以加强，那就是国际石油公司中存在的“内部市场”。例如，一家大石油公司远东业务的负责人，他必须随后向日本和其他业务经营地区的政府说明情况，如果他认为他的欧洲对手将获得比他更大比例的配额，肯定要大发雷霆的。

尽管石油公司根据长时期的经验，在正常情况下是左右供应问题的行家，但现在，他们必须忙乱地临时凑合着办事。一位管理海湾石油供应业务的负责人回忆说，“这简直是受罪。我们在日夜不停地工作。在办公室，工作人员分成小组通夜工作，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计算数额，制定供应计划，并对那些苦恼的恳求作出回答。我们必须削减在全世界范围原先约定的供应承诺，并在全世界范围按比例重新分摊。就是说，除要削减我们的客户外还要削减我们自己的炼油厂。我们还必须为我们的第三方客户作斗争。海湾和其他石油公司每天都受到连珠炮似的责问。‘你们是美国公司，既然你OJ能把石油运去美国，为什么还要卖给南朝鲜和日本？’在报纸上，我们每天都要受到攻击。要再装货给美国炼油厂的压力是如此之大。我们不得不提醒我们的董事会，我们已把长期合同出售给客户，我们要按照客户与我们自己一视同仁的原则来处理。我们还必须和在油田工作的人接触，告诉老朋友们现在要裁减他们，还要向全世界解释供需的差额情况和按比例分摊的原因，要做到这一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后勤工作问题。即使在平安无事、按老一套办事的情况下，管理一个一体化的石油联合企业也是一件高度复杂的工作。从不同产地提供的原油，在质量上都各不相同，必须与运输系统连接起来，然后运送到指定处理这些特定石油的炼油厂去。在分配原油时是不能随自己心愿来决定的。炼油厂用了“不合适的”原油，除要降低效率和减少利润外，内部机构也要受到很大的损害。供应的原油一旦通过炼油厂转变成许多石油产品，然后必须流人销售系统并与对各项产品保持平衡需要量的“市场需求”连接起来，把汽油、喷气机燃油及供暖用燃料销售出去。

还要麻烦的问题是石油公司还必须算出它们供应油料的实际成本，这样，它们的销售才不致亏蚀或因利润率过高而招致攻击。石油开采权使用费的成本、政府参与的份额、产品的回购价格、数量，所有这些每周都在变动，而且由于各石油输出国的跳蛙式和追溯性的加码，成本计算更加复杂。壳牌公司的一位经理说道，“在某个时候根据已知的全部情况作出的计算，在一个月后是否会因这些情况有了修改而被推翻，这是根本无法知道的。”事实确实如此，唯一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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