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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 海特（第1页）

唐小纶接着听专家讲解。

三特里同形象在欧亚跨文化的传播及嬗变

公元前334年，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亚历山大大帝经过十年征战，囊括了地中海到波斯湾和中亚、印度周边地区，扩大了东西方的交往，希腊化世界形成。特里同艺术造型从爱琴海到唐长安，在漫长的东西方交流、传播过程中，其造型也屡有嬗变。不论是在希腊瓶画、雕塑还是壁画中，海神虽以不同的造型出现，但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艺术高度。罗马人吸收了古希腊宗教神话，波塞冬、特里同都成为罗马神只，其名称也被罗马化。正是西方古典文化的特殊魅力，将小海神特里同这样的艺术造型通过不同途径和诸种方式随着亚历山大东征而传播至亚洲。

波澜壮阔的希腊化运动不仅给中亚和西北印度带来了流传甚广的古希腊神话，同时也带来了高超的石雕技艺和精美的绘画艺术，希腊化艺术得以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粟特地区传播到中国新疆地区。例如，8世纪库木吐拉石窟女供养人手持的丰饶角变成了花朵，克孜尔石窟龙身雕塑上骑有长翅膀的小爱神，古希腊样式大棒、盾牌、狮头形头盔，以及希腊女杂技演员在利剑之间行走图像等。

犍陀罗地区是希腊化世界与中国交流互动最关键的通道，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大英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浮雕

犍陀罗艺术涉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关于其文化渊源有伊朗灵感说和罗马溯源说，澄清“双渊源”具体内容如何产生和发展是极为困难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希腊化”的传播是其最显着的特色。罗马的艺术工匠将专注于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希腊化雕塑带到犍陀罗，不仅对佛像、菩萨像和叙事性浮雕产生了全面影响，而且启发了犍陀罗工匠的灵感，对古希腊神话人物进行了本土化改造，特里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犍陀罗石板浮雕上的小海神特里同像，夸张地表现出发达的腹肌，有的还出现古希腊的塞壬海妖。

阿富汗蒂拉丘地1号墓出土特里铜金牌饰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AiKhanoum）出土了赫拉克勒斯、雅典娜等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雕像，虽然有些遗物糅合了部分伊朗文化元素，可是主流还是保存了希腊文化的母体，尤其是圆形石制“装饰盘”（toilettray），除了雕刻酒神狄俄尼索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女神达芙妮诸神外，还有海神波塞冬、小海神特里同以及尼尔尤斯女儿海宁芙骑乘的各种海兽。海兽是装饰盘上常出现的形象。在犍陀罗出土的浮雕中，小海神特里同数量众多，常以成行成排形象出现，在神话人物的表达之外，增加了装饰性的含义。另外引人注目的“人与海豚纹金饰牌”中，有7个人鱼形象的特里同，1世纪印度—希腊王国钱币上也出现一手持桨、一手托海豚的特里同。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西交流除通过陆路外，也大量接受海上交通带来的文化信息。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吹双腔笛雕像。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犍陀罗特里同弹鲁特琴雕像。

我们注意到，最初的希腊特里同有时仅持三叉戟，传入犍陀罗后演变为吹奏双笛，1～3世纪犍陀罗雕刻中基本不见特里同手持三叉戟的形象。中亚犍陀罗地区的石雕艺术，与遥远地中海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内容结合后又有新的表达。近年在国内博物馆巡展的日本平山郁夫藏丝路文物展中，石质高浮雕的人物形象手持双腔笛、鲁特琴，人们疑惑该形象究竟是海神波塞冬还是小海神特里同？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小海神特里同手中通常持神物海螺，但在犍陀罗石雕上，海螺则变为双腔笛。海螺常见于地中海地区，但在犍陀罗地区并不常见，或许为了便于当地人接受，雕刻匠师对特里同形象进行了改变。将自身文化中的内容表达转变为其他文化中容易接受的形式，是文化传播时非常重要的一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有翼天使出现在新疆米兰，删掉飞翼变为飞天；古希腊神话中的丘比特（或厄洛斯）转化为骑海豚形象，甚至海豚在中亚被直接转化为鱼的外形，这也说明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和其他文化融合。

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绘有唐代宫廷女性乘坐狮鹫格里芬头游船，水中即有“马首鱼尾”的小海神特里同形象，还配有其他水中生物来衬托海洋中的特里同。俄罗斯学者复原这幅壁画后，认为大船下面水中丑陋怪物是张嘴伸舌的“大耳朵龙”，是身有翅膀和山羊腿的中国杂交龙，这显然是望图生义的错误，没有注意到希腊化海神在中亚演变的艺术影响。其实，太原隋代虞弘墓椁壁第1、2幅浮雕上即有醒目的马首花尾鱼图案，也是来源于小海神特里同的造型艺术。

任何文明古国和民族都有自己优美旷逸的神话遗产，但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小海神特里同能辗转远播到亚洲的并不多。小海神特里同成为中国唐三彩器物上的艺术形象，而且并非借鉴而是直接运用，更为罕见。以该件角杯为契机，可以重新审视以往未被认识的带有小海神特里同形象的唐三彩器物。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角杯，长11.6厘米，与本次西安出土角杯大小相同。该件器物长期以来无人释读，只笼统描述为“7世纪模印来通杯”，并没有将其与小海神特里同相联系。角杯上的人物戴的帽子不是粟特人或波斯人的尖顶帽，而是圆形软帽，与罗马人的服饰和戴帽的艺术造型相似。欧洲私人收藏的唐三彩西方人形象骑海螺角杯，几乎与本次西安出土角杯一模一样，此前因器物真伪与来源不明，学界并不敢轻易下结论。

连续出现的唐三彩特里同艺术造型角杯，说明此类器物的内容和风格受到当时民众的喜爱，并引领了时尚风气，工匠们根据市场需求制造出角杯，满足各个阶层的需要。角杯因主人生前喜好而随葬于墓中，或让墓主在地下继续享受富足舒适的生活，或作为祭酒礼器，用于敬献神灵、祭奠祖先。

这类匠心独运的艺术品，由作坊里的工匠制作生产，尚不确知是受委托而造，还是凶肆市场自由选购。很多工匠可能是流动人口，从地中海到波斯地区，经历战争和强制迁徙，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入华的外国工匠更容易接受外来图样，继而因地制宜地采用不同技巧制作新奇的工艺品，如采用本土化的陶土制作三彩器，适应中国人的需要。从犍陀罗时代到隋唐时期，经过几百年的流变，人们从欣赏特里同造型艺术转变为对神灵的敬仰，逐渐使特里同这一形象神圣化和标杆化。特里同成为雕塑艺术理想的题材，并成为各类艺术门类竞相追摹的对象。文献记载缺少对工匠模仿的记录，可是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对此进行了补充，使我们了解了唐朝已出现工艺精湛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稀罕工艺品。

从学术角度探索希腊小海神特里同传入中国的路径，无疑是一项挑战。目前具有“希腊化”特征的文物显示，当时存在着一个流动交错、重叠联系的艺术工艺网络，并不是固定在一个起源地，也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地方文化身份。例如陶器和陶塑作品中，雅典魔女美杜莎头部早期样式。蛇发女怪头像被作为房前檐砖饰；狮子头和怪兽头等，都是希腊化陶塑在和田、库车等地的再现。此外，绍托尔佛寺（tapaShotor，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以东）中造型自由的赫拉克勒斯——金刚手菩萨，以及佛龛中形似希腊女神提喀的女性造像，见证了古希腊文化与佛教艺术在中亚的融合与延续。这些无疑都是唐三彩陶塑可以借鉴的成品模具。

考古出土器物比历史记载更接近真实。我们以前普遍认为希腊化的文化遗产传入中国，是零星的、短暂的，以世界眼光审视不断出土的各类器物，可见中古隋唐时期中西交流是密切的，从遥远的海洋神话传说到“海互”器物的出土，文化的交往本身就具有国际意义，可以唤醒彼此的历史记忆。唐三彩小海神特里同造型角杯的出土，为我们认识世界各地所见同类器物提供了共生互动的标本，它延伸了文明的高度与地理的广度，中西交汇通过唐三彩的载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为重构全球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文明互鉴、交融的历史景观提供了新的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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