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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4章（第1页）

从李曜的内心而言，现在大唐皇室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于即倒，再兴国朝，消弭五代乱世了，只有他这个穿越者自己在合适的时候站出来，才有这般可能。那么既然目标已定，按照他的习惯，各种预备手段也要提前布局，总参谋部的设立，不光关系到战争时期对各地军阀进行战争的胜率，而且关系到今后焕然一新的那个大唐帝国所将进行的权力分配与结构平衡。

李曜设想中的军事改革，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总参谋部改革，这里面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毕竟作为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军事史爱好者，李曜深知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巨大威力。总参谋部的崛起和发展是德军与其对手相比最大的优势，是德军在那个历史中，长达两个多世纪来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当时近两个世纪以来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参谋机构之一。

至于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开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时的“军需总监部”或者再往后一些时期，那是因为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东军械监掌监之时，就已经基本完成。[注：附文说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

作为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在李曜的观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现任何天才，对社会的作用更加巨大，纵然后世在改革开放中，也出现了许多阴暗面让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却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认其取得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新儒论》、“各业并举”等改革，是李曜为改变国人思维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军事改革中的总参谋部制度，就是将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细思考了当初中日两国同时学习欧洲，却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案例，试图为自己将要独揽大局进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家和倡导者福泽谕吉于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况》、《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要》、《脱亚论》，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始作俑者，自称是明治政府的师傅。而我们中国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还无出福泽谕吉之右者，这是我们的遗憾。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张之洞和福泽谕吉都写过《劝学篇》。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洋为中学，西体中用”，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而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两国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与“人人与国为体”，分别是福泽谕吉和张之洞国民观思想的要旨，差异可见一斑！

上个世纪对中国政府，中国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让当时的中国人感到巨大侮辱，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批判此书：《脱亚论》，但这本书使得日本天皇和当时日本政府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决心以西方现代国家为榜样，开始了明治维新。向世界各个强国如英国、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美国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团和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团的考察范围涵盖所有方面，从英国最后到俄罗斯，横框欧洲大陆长达数年。最后确定了以普鲁士为学习对象，国家体制也改成和普鲁士一样的君主立宪制！

如果认为福泽的文明论是一种全盘的世界主义的观念，也是一种误解。事实上，福泽本质上是一个深切关注日本民族独立和富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关注方式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关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泽首先从理智上认为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显然违背中国人通常的道德观）并且完全承认日本自身的相对落后性。这样，他对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实并没有太强烈的屈辱情绪，也不认为排外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方式。福泽关注的是，如何调动日本国内的积极然而非暴力的力量来争取独立，例如，宗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励工商业发展，国内就可以实现富强。福泽高度评价商业和贸易的价值，指出商贸是与人类智慧相联系的，贸易是一种公平的交换关系，而战争是延伸一个独立政府权力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福泽不再仅仅抽象谈论文明发展规律，而是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日本在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位置问题。他指出，西方国家的财富来源于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动和海外投资，而日本必须面对现实，加入到与西方国家争夺利润的角逐中。福泽对国家间的竞争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在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私利是无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须在国际交往中坚持自己的利益。福泽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排外思潮和行为。他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但实现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就是全民族达到现代文明。由此，福泽喻吉将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结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独立又要走向现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体。福泽喻吉没有象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把启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战争）人为地分割开来，并最终以“救亡”为名牺牲了对民主人权和文明的追求。

福泽对中日两国文化形态的区别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界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思维活跃，充满自由精神和多元表达。但是，大一统之后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政权与意识形态的阐释权集中于一体，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单一的神权统治，而在日本，政治权力和神权并没有结合在一起，掌握政权的幕府将军并不象中国皇帝一样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们在精神上顶礼膜拜。在分离的军政权力和神学权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发出第三种力量，即独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领域原本比中国人来的丰富活泼，因而也比中国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福泽的文明论的提出，在日本的环境下，的确比在中国要容易。正因为日本政府和天皇并不执掌意识形态的大权，所以并不会在意一个学者把日本说成是不开化国家，而中国的皇权和官僚又负有捍卫意识形态的重任，不会容许辱没天朝大国的体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五四的文化干将也绝不可能大肆攻击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处的时候也不禁慨叹，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转化已经结束，步入了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国，却仍然处在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对西方文明仍然欲迎还拒。通过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仿佛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排除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条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两国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与深度，思维方式乃至人格个性的确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对文化冲突的实质，儒家文化的价值，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福泽喻吉都大致领先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后者受到的传统思维束缚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约要严重的多。

李曜记得他穿越前的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这件事如果认真谈起来，其观点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

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可问题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李曜近来时刻反问自己：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

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李曜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李曜穿越前，他觉得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正是有鉴于此，李曜才觉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极佳的时机，因为可以提早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他那《新儒论》所强调的、“各业并举”所要表达的、乃至总参谋部制度所欲培养的，都何尝不是为此？

统一天下，以他目前拥有的实力而言，未见得太难，至少他自己觉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为大唐统一天下绝不是奢望，可如果仅仅如此，仅仅是做一个中兴名臣，了不起又一个郭子仪而已，于万世何益！

唯有改变国人思想，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更加先进的制度，那才是处处领先世界的要义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总参谋部，他当初又何必将军械监扩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军事学院？

其实他也曾思考，军事学应该算一门科学还是一种艺术？他觉得兼而有之：科学，是因为军事学是一门包罗很广的学问，有些分支，象军事地理学、军事经济学、运筹学是从相当成型的学科化出来的。即便是战场指挥，无论战略还是战术层次，都有很多具体的规律可循，战争可以假设，可以推演。在现代，严格的训练，可以成批地造就优秀的军官。但人们一直说“军事指挥艺术”，那是因为军事学艺术的成份更重：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养优秀军官，可是真正的名将，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东西，真正的名将是天生的，是艺术家，他可以违反一切成形的规律，可以冒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可以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的走向。名将，是不可以在实验室批量制造的。

从军事学这个科学和艺术的“二相性”出发，似乎可以比较公正地评价毛奇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军事学基本上是一门纯艺术，优秀的将领通过经验学习战争，依靠自身的聪明颖悟总结战争，因为一己的坚强和智慧在战争的硝烟里脱颖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总参谋部制度，大大增加了军事学的科学性，使战争指挥这门艺术，对新手来说更有可操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总参谋部，作为一个训练和研究机构，不是培养天才名将的地方，那种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养出来。但它却可以训练出成批量的优秀军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实战经验，可以集中个人的智慧成为军队的大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可以寄托在诞生一位天才身上，因为命运不可预期，也不可以寄托在靠实践经验培养军事人才身上，否则万一几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能寄托在一个理性的制度，其军事上来说，就是培养一个高水平的军官团。

从这个角度来说，毛奇实在是军事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可惜现代英美军事历史学家对毛奇的评价大多不够公正，这也难怪，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评家，不可能不受一战二战的影响，对普鲁士和德国早期的历史多少会带着有色眼镜去评论。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军事史”这样的经典名著中，对毛奇的评价，也有可以商榷之处。

例如富勒说“毛奇的战争体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战争的艺术变得机械化和教条化”。这个评价显然受到后世德意志军事机器高效而没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其实在那个时代，毛奇是相当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义方法是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来说，战争指挥中的个人性和艺术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为科学和“教条”的东西恰恰还没有发明出来。毛奇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另外，富勒承认，毛奇是用指导性的“训令”而不是用“命令”来指挥，这给下级留下充份的个人发挥空间。毛奇用一个体系训练将军们，所以他可以信任，将军们的临机处置，是合乎总的指导思想的。至于具体怎么做，不用过多干涉。这样就在个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统得过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另外，富勒认为毛奇对战争进程不加控制，一切听任下属，这也不是事实。在毛奇亲自负责总指挥的三场战争过程中，有不少毛奇亲自干涉的例子，象柯尼格拉茨战役中的调度，梅斯合围前甚至亲自上阵指挥冲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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