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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根据以上背景情况，我们有一个问题不理解，就是在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溥仪和溥杰两兄弟为什么不随日本要员去日本避难、或流亡他国？却跑到苏联那里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弄不清，顶头上司陆曦也有些弄不清。

东北外事局局长陆曦曾是晋察冀抗日游击队中的名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几年，俄语很好。他虽然也是由部队调到地方，第一次从事外事工作，但他很快就把工作扶上了轨道。这是由于他肯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肯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对我影响不小。

接到引渡战犯的任务后，陆曦一直认为有些情况不明，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他对我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弄清溥仪等人去苏的有关情况，我想去北京外交部做些调查研究；同时，我们也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就此事进行一些接触，通过苏方摸一下有关情况。”

正当我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联系拜访的时候，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又给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林枫副主席发来一个指示电。电中除重申引渡溥仪等人指示外，又强调指示二点：一、除派外事局长陆曦负责这一任务外，应另派一团级干部和适当部队前往协助，因为在接收溥仪等人的同时，还要接收一大批日本战俘；二、在接收苏方交回的人员中，不要将日本和伪满洲国战俘安置在一起。

这一来电使陆曦稍为平静了些。

陆曦对我说：“北京先不要去了。看来，溥仪等人是和日本战俘同时被抓到苏联去的。有些情况，我们只能从苏联军方了解。特别是要了解这批战俘去苏和在苏扣押情况，一方面可从苏方移交战俘的人员中了解，一方面在移交后，可从溥仪等人的嘴里了解。从这一来电中也看出，有关这批战俘在苏的情况，我们不了解，有可能北京也不一定了解。只能有待我们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去了解，而且中央也很需要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我很佩服陆曦的分析能力。有关溥仪等人的一些情况，不仅我们不知道，连外交部也不一定知道。而且，有关各方都需要我们到第一线去了解。可见，这一任务，担子不轻。

东北外事局于1947年建于哈尔滨。当时，外事局的干部仅有三人（陆曦、夫人王如和我）。局长是从部队调来，我从医科大学调来，都是第一次走进外事部门。我们不熟悉外交业务，又无处学习，能否圆满地完成这中央交下的重大使命，心中都没有底。

几天之后，陆曦又拿出外交部的来电，对我和王如若有所思地说：“中央提出把溥仪和日本战犯、战俘分别接收是很有道理的。这两种人不能混在一起。日本战犯虽然已经缴械，尚不能遣返回国。他们在中国入境后，到处都是他们的受害者，要严加看管。溥仪等人都比较复杂，罪孽也都不小，但他们是被引渡回国。他们都有一定的负罪感，不敢闹事。

“经与公安部商量，并做了具体安排。在我和苏方代表办完交接手续之后，一大批日本战犯、战俘，由公安部派人负责。公安部党委将派田羽和石屏两位处长，和我们一同去完成这一任务。溥仪等人由外事局负责。路上的安全和接收后的财物移交，也由公安部派人负责。”

接着陆曦又说：“远行和我一起去完成这一外事任务，王如留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陆当时发现我有些踌躇，便说：“谁都是从头开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龇牙咧嘴的敌人，都被我们打得稀里哗啦，还怕这批战犯战俘不听话。办外事，我自己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咱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遇事谨慎小心就是了。”

正当我们渴望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批战犯情况的时候，外交部又给东北外事局发来了一个通报，介绍了这批战犯移交的工作原委。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红军全面进军中国东北三省，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军。战争结束后，苏联红军将东北地区的日本战犯、战俘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以及其各部大臣，都押解到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并由苏军方负责看管和审讯。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4）

半年前，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达成口头协议，定于6月底，7月初，中苏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再商引渡溥仪等人的具体方案。

这一来电看出了这一引渡使命的分量。一是此事是由毛泽东亲自过问和经手办理的；二是此事是中苏两国政府要办的大事。因此，我们对此事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这一来电也明确了去绥芬河的引渡任务，但令人担心的是，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新问题。

这批战俘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是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信念、不同观念的活人，是一批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汉奸走狗、侵华元凶，都是些十恶不赦的罪犯。而且这些活人各自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私心。因此，这批战犯、战俘是否能老老实实地接受移交？我们心中无数。特别是，苏联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把这批战犯、战俘移交到中国？我们也猜不透。

这些疑问，提高了我们的警觉。办这件事，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顺利的一面，也要看到艰巨的一面。

为了使艰巨的一面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从领会中央有关指示开始，对溥仪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中央精神，“不要将日、满战俘安置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要区别对待。

至于溥仪及其各大臣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类人？是战犯？是战俘？还是双料货，既是战犯又是战俘，或者什么叫法都不是，说不定会有别的叫法。对此，当时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把他们最终归于哪一类。

苏联当局向我们联系移交时，对溥仪这些人的叫法，前后也不一致。苏方有时称他们是战犯，有时称他们是战俘。其实，这几种叫法，严格说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战犯：也就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在1945年，就已经有过明文规定：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要负有国际刑事责任。换句话说，承担国际刑事的人，就是犯有国际罪行的自然人。这类罪行有三种：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其中发动侵略战争罪，则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当战争结束时，侵略国及其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自然人，就必然被提上了追究的日程。

关于追究个人国际刑事责任，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各国依照本国的刑事立法自行审判此类罪犯；二是组织国际法庭进行审判。这两种办法审判的自然人就是战犯。

战俘：就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类人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应享受战俘待遇。这就是说，拘留战俘的国家政府当局，不得基于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见等之不同，而对战俘有所歧视。有些战俘不负任何战争的刑事责任，在战后，可定期被遣送回国。至于有的战俘是否够得上是战斗员，还得有所甄别，并不是俘虏的自然人就都是战俘。

这样一来，溥仪、溥杰等人究竟应该属于哪一种人呢？

说他们是战犯。因为他们在伪满洲国时代，在东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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