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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毛泽东的。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认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他以为毛泽东一定还会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所以在遇到朱德和邓子恢时，便问他们是否看到这个名单？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后来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说：“你一个组织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拟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安子文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没有深追，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高岗出事后，有人说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搞的，并且事先看过，也告诉了饶漱石（言下之意，高岗是贼喊抓贼）。还说安子文拟的名单中，其实是有林彪的，所谓“有薄无林”，完全是高岗造谣，是别有用心。

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的吗？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即使有改组中央政治局的打算，也只能是在党中央少数人中间议论的极为机密的事情，他首先应当与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刘少奇商量。而考虑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本不归高岗管，但他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也是正常的。

高岗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与组织人事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副部长安子文，都没有直接工作关系。高岗与安子文虽然是陕北同乡，但是他很清楚，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相当的距离。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私人关系上说，他都不可能向安子文透露这类消息，更不会向他“传达”所谓“毛泽东要改组政治局”如此极为机密的讯息，或“授意”他搞这个名单。相反，刘少奇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从各人关系上来说，向安子文透露这一讯息，或是布置这类任务，都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从名单的内容来看，如果这个名单真是高岗让安子文搞的，如果真是安子文事先给高岗看过，那么，高岗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的名单呢？那应该是一个有很多“高岗亲信”的名单才是。

其实，安子文在检讨时根本没有提到是谁向他传达的讯息，也根本没有提到事先给谁看过这个名单。安子文当然知道，这样一份极为机密的名单，在送交党中央、毛泽东之前，绝不允许传出去或事先送给某人看。他确实根本无权自己搞这个名单，难怪毛泽东对此很生气，严厉批评了他。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深追这名单的授意者呢？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不便说穿罢了。

名单中究竟有没有林彪？

有些书刊肯定地说，名单中有林彪，而且很具体地说，安子文把名单分为两组，一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单的一组里，既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的名字，又有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单真是安子文所拟，那么，列入两位中南局书记，显然不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林彪从1950年起就因病休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工作一直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代理主持。1953年3、4月间，安子文拟定这个名单时，自然而然地写上邓子恢的名字作为中南局书记，而没有写上已休养三年的林彪，是完全可能的。高岗当时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名单——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

然而，这个名单后来被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加进了林彪的名字，不料却又露出破绽。

名单扩散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很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小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有关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他在检讨时说：“问题是，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却没有讲，真是天大的错误。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彭真搞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搞文委，邓子恢农业，安子文组织，刘澜涛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是安插人。政治局名单和中央各部委的分工，我认为是少奇同志搞试探，认为少奇在政治上没有新的东西，现在抓组织。而我把这些看法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我和陈云同志谈过。”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

1953年11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二、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三、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所谓“批薄射刘”风波，至今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而故意挑起的。

果真如此吗？不！

制造这种舆论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高岗又那么大的能量，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么？就算他高岗确实有意“杀偏凤”，还有毛泽东掌舵嘛。散布这样的舆论，把毛泽东至于何地？

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次会议进程，就不难看出，会议始终是按着毛泽东确定的路子进行的。

（一）毛泽东谈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财经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财经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注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叶。“1953年6日毛泽东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同志的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五月廿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些，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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